在古代，贝壳除了作为食物、装饰、生产工具、宗教道具、交易货币以外，先民们还将其用作绘画载体，但这方面的考古证据较为罕见，相关研究也颇欠缺。

最近，中国学者利用科技手段弥补了这一考古领域的研究不足，首次对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遗址贝壳画图像成功复原复现，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罗武干教授团队5日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其联合内蒙古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同行共同完成的该成果论文，近日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顶级期刊《文化遗产杂志》(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发表，将贝壳画这种独特艺术形式的历史，至少追溯到中国的战国时期。

　如何成功重建复原中山国贝壳画

据论文第一作者、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特别研究助理陈典介绍，受埋藏环境影响，本次研究的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出土战国时期中山国(公元前414年-前296年)贝壳画图像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如此，研究团队通过一系列先进科技手段和方法开展精细研究，成功对中山国贝壳画进行重建复原，并明确解答其颜料、工艺及其他相关问题。

根据形态学特征，这两件贝壳画采用的贝壳在分类学上被明确归属于帘蛤科文蛤属动物文蛤，其主要栖息于中国沿海的潮间带和潮下带，自古以来便因具独特的药用和烹饪价值而备受珍视。据中山国其他墓葬中发现有不少成对穿孔的贝壳推断，该两枚贝壳极有可能源自同一个贝壳个体。此外，湖北包山楚墓中出土有胭脂蚌盒，与这些成对贝壳的外观颇为相似。

通过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中山国贝壳画的制作始于利用凸线精细勾勒和定位图像，其工艺让人联想到在玉器雕刻中广泛应用的类似方法，在如此小巧而易碎的贝壳上完成如此复杂而精湛的工艺，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难度之大超乎想象。其中，与凸起的轮廓形成鲜明对比，贝壳表面某些区域更为凹陷，这种凹凸有致的效果，加之颜料的层层叠加与贝壳自然弯曲的表面，使得绘画能够根据观察者的视角变化展现出纷繁复杂的细节。

随后通过综合运用X射线荧光与拉曼光谱，研究团队进行深入检测与分析，最终确定中山国贝壳画彩绘中使用的各种颜料成分：红色颜料，其鲜艳而饱满的色彩来源于朱砂；绿色颜料，其清新而自然的色调则是孔雀石所赋予；黑色颜料，其深沉而神秘的色彩则得益于炭黑的运用。此外，贝壳外侧一面仍可看到红色颜料的痕迹，但被泥土严重遮盖而不易分辨。这些颜料的选择不仅体现古代工匠对色彩的精准把握，更彰显出他们在材料运用上的高超技艺。

为防止遗漏其他颜料，研究团队还运用多光谱成像技术来细致捕捉画作中的色彩细节，在不同颜色范围内成功识别出6条特征曲线。除前述颜色对应的曲线外，还发现两条与表现出不同色调的土壤附着物紧密相关的曲线。研究团队推测，这些颜料中可能含有某种粘合剂，用以确保颜料能够紧密粘附于贝壳上，后续研究将对此进一步揭示。

针对贝壳上的泥土沉积对图像重建构成的显著障碍，研究团队利用工业计算机断层扫描(CT)这一非侵入式手段，细致探究样品内部结构，收集到不同物质的空间分布数据，结合可辨的轮廓线条，最终成功重建这两幅来自两千多年前的珍贵贝壳画。

贝壳画对比研究有何重要发现

论文通讯作者罗武干教授指出，在众多贝壳的用途中，将贝壳内壁作为绘画基底的做法颇为罕见，贝壳画的例证也不多见，如美国科利尔县基马尔科发现有年代在公元700-1500年之间绘有单色人物形象的贝壳。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珍藏的两幅贝壳画，由于缺乏考古背景资料，关于其产地、创作日期及真实性的细节无法考证，导致学术界对其关注相当有限。

在中国，山东临淄徐家村南编号M32墓地中出土的3组贝壳画惊艳亮相，其与中山国出土贝壳画相比，两者在风格和制作过程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

研究团队开展对比研究发现，山东临淄3组贝壳画被精心置于棺外漆盒北侧，显然承载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中山国贝壳画则仅被放置在墓主的双足之间，这种简约的摆放形式或许反映不同的丧葬理念及所蕴含的文化信仰。进一步观察，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临淄M32墓中出土众多珍贵的青铜器、金器、玉器及其他器物，其奢华的随葬品无疑彰显墓主人非凡的身份和地位，相较而言，灵寿青廉贝壳画的墓主则显得普通，随葬品寥寥无几。

结合克利夫兰博物馆珍藏的两件贝壳画，研究团队归纳出迄今所发现贝壳画的一些显著相似之处：首先，所有贝壳画均展现出工艺上的一致性，都采用了被称为“减地”的浅浮雕技法；其次，用于绘画的贝壳种类相同，且大小相近，这足以说明贝壳材料经过精心挑选；第三，贝壳画的制作可能遵循着一个标准化的程序框架，从而确保作品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此外，在题材上，贝壳画主要聚焦于人们参与各种活动的场景，这些活动往往与贵族身份或仪式意义紧密相连，充分展现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内涵。在颜料使用上，贝壳画上的人物面部和皮肤处都采用红色颜料，其色彩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

贝壳画考古研究有什么意义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赤峰学院张文静副教授表示，总体而言，临淄出土贝壳画与中山国贝壳画同属一个时代，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颇为显著。相较之下，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所藏贝壳画则呈现出更为细腻与饱满的笔触，流露出一种更为成熟的艺术风格，或许暗示其完成于一个稍晚的时期。

贝壳画科技考古研究还显示，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在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似乎极为盛行，其影响深远，一直延续至汉代。这些贝壳画不仅载体独特，而且题材丰富多样，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构图成熟精巧，因此具备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论文合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晓琨表示，贝壳画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备受欢迎的艺术形式的早期典范之一，它们无疑值得与漆画、帛画以及青铜、玉雕等相关艺术材料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

不仅如此，研究团队还对这次中山国贝壳画图像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推测画中树木可能为油桐树。同时，本次贝壳画考古研究还探讨了画中人物头饰、衣着与中山国其他出土文物之间的潜在联系，进一步揭示了这些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信息。　　

针对有学者提出，古人认为贝壳的独特外形象征着生殖力和创造力，能保存并延长灵魂的存在时间并防止人体腐烂，根据五行学说和某些神话传说，贝壳还具有引导墓主人灵魂通过冥河到达永生境界的功能，罗武干强调，从目前研究来看，这些观点仍模糊而不明晰，期待未来更多考古遗物出土和相关研究，进而全面揭示贝壳在墓葬文化中的深刻意义。